凡有人群之处就都能产生“浙商”
中国自古有以地名冠商帮的习统，由此便有晋商、徽商、粤商、鲁商和浙商等称谓。纵观古今，各地商帮竞雄九州，各领风骚，却无一商帮能像浙商——当今中国最大的创富群体——这样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浙商在区区20余年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经济奇迹，使浙江这样一个缺乏重工业基础的资源小省，转眼成为富甲天下的地区。浙江的许多贫困民众，也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浙江在不到30年时间里竟然走完发达国家百年的致富历程！天下成事皆有其因，浙商巨大经济成功的原因究竟何在？从表层看，是在于浙商拥有商战的竞争优势。而这屡获奇胜的竞争优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学界进行了种种探源，至今已有“资源贫瘠说”、“冒险精神说”、“务实吃苦说”、“经商才能说”、“价格说”、“性格说”和“文化说”等，我们认为，已有各说固有其理，但均未系统说明浙商竞争优势的主观成因及其内在逻辑结构。一事成功须有主客观条件，而在同等或较差的客观条件下，主观因素是极其重要的。通常人们对浙商的竞争优势更多地是看到其雄厚的资金、敏锐的商业嗅觉、高超的经营技巧等客观因素和专业技能，笔者则认为浙商的竞争优势主要不是依靠物质条件而是凭借主观要素获取的。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浙商竞争优势的主观成因作进一步的阐释，力求揭示浙商成功的内在机理，展现其普适性的意义。
与中国的许多省份相比，浙江缺乏发展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在改革初期，浙江民众既无资金又不懂经营，可以说浙商是白手起家的。因此，在浙商成功的诸因素中，主观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主观要素是浙商特有的求富意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浙商竞争优势的形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经济变迁的过程。对于经济变迁的真正动力，当年静态经济学的大师瓦尔拉斯曾解释说：在经济变迁中消费具有主宰的地位。熊彼特却不这么认为，他把动态的观念引入经济发展的分析之中，认为是企业家领导了消费，领导了整个经济发展，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变迁的动力。熊彼特认为，在静态范式中，主宰是消费者，而在动态范式中，主宰是企业家。这对我们理解浙商的成功是有启示的。浙商就是具有求富意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的企业家，他们是浙江经济变迁的主要动力。 浙商特有的求富意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是浙商竞争优势精神体系的主观要件，三大要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求富意识是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的产生之源，没有逐步升级的求富意识，便不会去创新和学习。创新意识是使求富意识现实化的桥梁和学习意识产生的前提，没有有效的创新，就没有竞争能力，求富只能停留在观念形态；不想创新，就不会产生学习欲望，学习意识就成了无源之水。学习不仅强化了创新力，而且提升了学习主体的精神境界和开阔了视野，进一步强化了竞争优势。在这个精神体系内，三大要件都是内生性的，因相互产生正向效应不断强化，而贯穿整体构造的，是浙商实事求是的精神。
用F表示浙商的竞争优势，用x表示求富意识，用y表示创新意识，用s表示学习意识，用w表示客观条件，用J 表示经商技巧，则F ＝f（xys）·w+ J 。浙商竞争优势的主观要件转化为制度先发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客观条件，为浙商赢得大量利润，利润转化为投资，投资沉淀为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的增加导致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的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产生递增的边际生产力。如此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无穷上限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浙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最后需要指出，贯穿浙商精神体系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点是顺应人性。国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道法自然”，这一思想包涵着极高的人类智慧。道法自然就是顺应“自然”构建制度，使人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自然”有“天”“人”之分，也就是有物的自然和人的自然，人的自然就是人性。求富、创新和学习都是发自人性的基本要求。浙商的成功在于拥有竞争优势，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精神体系，精神体系的三大要件来源于人性，而人性是普遍存在的，这就使浙商经验具有了普适性的意义，那就是：事在人为，凡有人群之处，就都能够产生“浙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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